博物堂也是教会事业发展的重要部分。清朝末年，由于闭关锁国造成民智闭塞，科技落后，经济贫穷。1887年，英国浸礼会的怀恩光在青州扩建神学院的同时，增设了博物堂，是社会教育科的组成部分。青州博物堂曾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新事物，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开设的博物馆之一，它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波及世界。它使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为我国传入现代科学文明，激发国人崇尚科学的思潮，为推动我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1904年博物堂迁往济南，规模进一步扩大，改称济南广智院。后来成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的社会部。

用于消除偏见与误解的“博古堂”    

   怀恩光曾说：“由于与学者、官员们接近的困难，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引导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多数已经对西方国家及其科学与发明具有强烈的兴趣，几乎是人人或多或少地都有点这种兴趣……假若能使这些人与外国人有友好的接触，就有机会开导他们，消除偏见与误解”。于是他于1887年在青州培真书院的前边盖了一座展览室，称之为“博物堂”，采取外国博物院或教育馆的形式，作为一种向知识界和官员们传道的特殊场所。他在博古堂的大门两边，用两块长石板刻了下列这么一副对联：

　　飞潜动植群生，悉上帝慈悲实验；

电磁声光诸学，皆下民富强本源。

   博物堂创办时规模很小，目的是想引起到青州参加府考的数千士子的兴趣，同时也是为了结交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或途经此地去省城的官员。考虑到官绅士子通常极其仇视一切西方事物，这种作法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怀恩光先生特别擅长于这类工作，他的博物堂成为赢得朋友的有效途径。博物堂的接待室按照中国风格装饰起来，为的是让来访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开始时展品当然非常有限，不过第一年就有5000名参观者，次年增至2万人。

   在扩大后的葛罗神学院中，博物堂也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参观者上升到每年7万人。在科举考试期间，有时一个月就有2万名学生来馆参观。博物堂经常举行关于科学和宗教问题的演讲，接待室定期进行布道，参观者满怀敬意仔细聆听。

   博物堂设计的陈列品不仅向来访者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回答了他们心中最迫切的问题。地球仪和地图使他们了解了世界和外国地理，模型被用来说明太阳系的概念。一艘蒸汽挖泥船的模型展示了如何能把黄河河床的淤泥挖掉，从而避免可怕的灾难性的洪水。有关卫生的图标和模型很有意义地指出了一些常见传染病的根源。有关教堂、学校、医院和救济院的模型和图片，展示了基督教如何发展起了这些社会机构。

   偶尔，也有参观者表现得傲慢自大。有这么一个人坚称根本没有电这么一回事，要是有的话，中国人早就会知道了。博物堂的中国助手请他用手握住导线圈的把手，他照办了，很快就相信了电的存在。

   博物堂附设一个阅览室，里面存有西方著作的译本。当发现许多平装书消失在一些读者宽大的衣袖中后，足智多谋的怀恩光把书固定在一个托盘上，图书馆员彬彬有礼地递给读者，但托盘太大了再也不能被塞进衣袖里了。

迁至济南，改名“广智院”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帝国主义都在策划从思想方面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又鉴于胶济路全线通车，从济南来去胶东，无须在青州过夜，更显出济南的重要性。怀恩光乃写信向国内外教会刊物总结并汇报他在青州办“博古堂”的经验，计划将其扩大并迁到济南。

   英国浸礼会欣然同意怀恩光的计划，拨了6500英镑（约合3万美元），供在济南购买土地建房之用。怀恩光得到该款后，即专程到济南，拜见当时的巡抚周馥。怀自称：“在周巡抚的支持下，在济南立脚毫无困难”。乃用了有限的金钱购买南关江苏义地16英亩、约合6.4万平方米土地。怀恩光又商请英国浸礼会派来一名姓庞的土木建筑工程师，设计了一座2.1万平方米的大型展览馆，以中国传统的庙宇和宫殿式大房顶，配上宽阔的玻璃大窗户，安上发电机，自己磨电照明，定名为“广智院”，借以表达“广其智识”的含义。

   广智院不仅是济南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1905年12月，展览馆建筑工程基本完成，怀恩光便大肆铺张，遍发请柬，邀请在济南的各级官员惠临观光。当时任巡抚的杨士骧率领一批官僚前来参加开幕典礼，怀恩光特意安排这批穿着官服的官员们坐在展览室的大门前边摄影留念。以后又把这张相片放大高挂院内，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并制成锌版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刊登，以扩大宣传，声称“全省最高级的政府官员在基督教团体亲身参与其事，在山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杨士骧在开幕时称赞传教士工作有成效，说：“假若老百姓都信了基督教、都敬神，政府就会减少许多麻烦”。广智院这样隆重开幕之后，前来参观的人数与年俱增。在广智院入口处，装有一个可以自动计数的转轴，每进一人推动转轴，就自动拨了一齿，这样便可以记下每日进来参观的人数。据怀恩光的报告上记载：“1909年全年参观者215055人次，其中官员1085，学生43477，（来济南烧香的）香客19346，图书馆与阅览室读者37966，官太太552，其他妇女13645，士兵11480，其他的参观者则来自民间各个阶级。1912年来院参观者共有231117人，其中有教育界的约50000人，妇女21310人，图书馆和阅览室的读者共约27000人。”

　　在开头的几年，怀恩光是来者不拒，免费参观。辛亥革命以后，怀恩光看到参观者日多，乃酌收门票，到1930年“每年平均不下40余万人，几乎等于全济南的人数。”可见广智院在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深入。

　　广智院展览室的南边，还建筑了一座庙宇式的大礼堂，可容六七百人。平日供观众休息用，传教士趁机派人向他们灌输“西方国家富强都是因为信仰基督教，中国积弱则因为不信基督教”等类的说教。大礼堂定期举行宗教和“学术”讲演，甚至一天之中连续好几次。

    为了提高广智院的学术地位，当1917年齐鲁大学在南圩子外建校时，怀恩光将广智院纳入大学的编制，成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齐大的教育系和神学院的同学都被派往该院实习，为它作义务宣传。每逢周末广智院还放映幻灯和电影，这在当时的济南市还是首创。

　　自从山东巡抚周馥、杨士骧公开支持英国传教士创办广智院以后，怀恩光以及继任为院长的潘亨利、魏礼谟等，都利用广智院作为勾结旧政府官员以求得他们支持的场所。当时的封建官僚、北洋军阀也都以能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为荣。每逢新官上任、送往迎来、节日互相拜见，或是接见在山东省的英、美、德、法传教士等，都在广智院举行。历任山东的最高级官员，包括后来的张宗昌、韩复榘都有亲自题名的放大相片在院内悬挂展览。怀恩光、魏礼谟等也就利用这种心理和机会，每隔些时候就在院内举行一次宴会，大摆筵席，遍请高级官员、豪绅富贾，常常在酒醉饭饱之后，端出预先准备好的捐册，请他们带头题名捐献。每次都可以募到大宗款项。

广智院的展品

　　广智院的展览内容，在当时来说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启蒙作用的，但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科学，而在于传教。怀恩光曾引用欧洲古时的一句名言——“科学是信仰的仆婢”，以说明广智院的宗旨。一进广智院展览室的大门，便可以看到一条大鱼骨骼。鱼是山东省渔民偶然间捕获的，传教士将它买来，制成标本，将残缺部分用石膏补上，悬挂大厅中央，用以说明造物者的奇妙。

展览室里还陈列一些实物，如太平洋海底的珊瑚，世界各地的飞禽、走兽和植物标本或挂图，以及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各种仪器模型和挂图等等。

　　怀恩光在青州时曾雇用一批当地民间塑造泥人的手工艺人，为博古堂制造各种模型，当时这些工人也随着迁到济南来。为了宣扬西方的物质文明，揭示中国的文化落后，广智院在陈列的洛口黄河铁桥的大模型旁边，并排放着当时我国落后的交通工具，如小木船、独轮车、挑担、抬轿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展出西方人民生活优裕，城市建设的繁荣，如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交通工具“日新月异”、医院设备整洁卫生、工厂林立等图片和模型的同时，让泥工们捏制出当时我国现实生活的景象，如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居住条件恶劣、疾病丛生、没有医院、男人拖着长辫子躺在炕上吸鸦片、妇女缠着小脚步履艰难等泥塑，让观众看过之后，自愧不如。

   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在济南考察时，曾专门到广智院参观，而此年正是广智院建院10年的时候。其所著《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山东直隶”专册中介绍了广智院的来历和位置：“广智院者，一教育博物院也！创建于今院长英人怀恩光君，自购地建屋，于今十年，粲然大备。院长谓十年来购地建屋及一切布置陈列约耗银九万六千元，皆陆续捐募得之，若常年费，仅三千六百元耳……院在济南城西南关山水沟，自表门入，经隙地七八丈，得巍然大建筑，四围环以高下缤纷之花木，起前为博物堂，大自鸣钟昂然矗立于云表。入堂，立记数机于门，验之，自六月一日起至昨日九月二十三日午后四时止，除停览日外，凡九十九日，得入览者五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人，平均每日五百六十六人。院长出示英文报告，去年一年间入览者男二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女三万九千八百九十二人，共三十二万二千零五十五人，可云盛矣！”

记录广智院历史及建筑等方面的文史资料不少，但像此段中记录的有建设经费及参观人数等资料的则很少，所以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广智院在济南的影响及当时济南人对于此新鲜事物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帮助。

展品记录之后，黄炎培写道：“此陈列物品大概也。每物有通俗说明，英文报告是院所最注意者，为政界与学生界。欲予以世界知识，使知文明进化之现象，其所下手之方面有三，曰社会，曰教育，曰宗教；其所用方法，陈列各种模型标本绘画图表使之观，演说使之听，其演说每日行之。关于卫生之演说，最为众所嗜听，如病之来源、治病之法、微生物之可以致病，皆为绝好资料。演说场设席六百，然有时人满，增至八百，月曜日为女子游览期，上午女子入览者，有三万余人之多，尝为女学生特开大会三次。每年春间，游人最盛，自远地来者，多至二万九千人，常见人揣墨记录图表及其他文件。”

　　不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反动官吏的支持下，传教士借口为广智院收集标本，公开组织狩猎队、勘查队到我省各地测绘地形。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素以收集甲骨闻名，曾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柏根没有带走的甲骨71片，在广智院陈列。事实上在广智院陈列的若干出土文物、古鼎铭彝等都仅是他们留下的残余。解放后留在广智院内而未及运走的古董，仅明义士名下的便多达十几箱。

　　广智院的展品还经常更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院内特开辟专室宣传“协约国”战争的正义性，并陈列各种图片报纸，吹嘘英美的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院为美帝原子讹诈大肆鼓吹，夸耀英、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宣扬美帝国主义对遭受战祸的国家的“深情厚谊”，也都制成模型、张贴画报，还放映过美国新闻处提供的电影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济南的英美传教士都被集中到潍县，日本侵略军派了日本牧师村上治来接管广智院，仍由原来的中国职工负责继续开放。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浸礼会立即派了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林仰山来担任广智院院长。济南解放后，英、美传教士先后回国。林仰山为了应变，曾把几十年一直由英国人担任的院长一职，推给中国人袁叶如来担任。1950年，山东省文化局应全体职工的要求，将它接管过来，与省自然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规模比以前大出几倍的山东省博物馆，结束了50年来英国人对广智院的统治。

   现广智院原址为齐鲁医院的齐鲁医学博物馆，以追溯山东省医学发展源头，理清山东近现代医疗实践、医学教育发展脉络，缅怀齐鲁医学创业者和先辈们的不朽功绩。

   （据王神荫《我所知道的济南“广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