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山东医学院在这十年中同样遭到了灾难性破坏,对学校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派别林立,群众组织掌权
1966年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成了全国高校乃至全国动乱的种子。6月5日在山东医学院校园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两天内大字报猛增,6月15日出现了所谓“揭开山东医学院院长王哲的盖子”的大字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
6月17日中共山东省委向山东医学院派出了以文道宏为组长的工作组,协助山东医学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院党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6月20日院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向省委写了所谓“关于揭露王哲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同日晚举行了全院党员大会,公开提出了要批判院长王哲、副院长方春望。
6月27日,高教部发出通知,暂停1966、1967年的研究生招生,28日高教部又发出通知,提出高等学校1966年一律不放暑假,留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山东医学院开始出现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和不同观点的辩论,7月12日,山东医学院发生了冲击学校档案室事件,查找所谓“黑材料”,党委这时已无法控制局势,工作组也被指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2日,山东省委撤出在各高校的工作组,此时,运动处于无政府状态。8月5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8月9日晚山东医学院召开了全院大会庆祝16条的公开发表,并举行游行。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山东医学院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派别林立,互相争斗。
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煽动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布夺权,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23日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山东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参加了山东省的夺权。3月4日,宣布成立了“山东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山东医学院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4月开始的,也是1968年9月9日工宣队进校后抓的第一件事。1968年10月12日,山东工人驻山东医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发出了“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理阶级队伍”的决定,决定中指出:“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以两个队伍(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和两个黑班底(旧齐鲁大学、原党委)为重点,进行全面清理,要把隐藏在山东医学院各个角落的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全部挖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私设公堂和监狱,肆意进行人身摧残。据不完全统计,全院有400余人受到批斗,很多人遭到毒打和折磨,有的则被迫害致死。
到农村办学,停止招生
1967年2月,山东省革委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采取下文件、发社论、召开会议等措施,要求停止串联,一律返回本校复课闹革命。由此,学生相继返校,但因又搞所谓“反逆流”,复课闹革命一直没能落实,直到1967年7月6日山东医学院才召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所谓“复课”并不是复“业务课”,而是复“毛泽东思想”,复“文化大革命”的课,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同济大学等3个教育革命初步方案的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指示一发表,山东医学院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开始了“教育革命”。
山东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对“教育革命”闻风而动,于1967年11月3日成立了一支“六·二六教育革命探索队”,到山东省兖州县农村办学。1967年11月20日山东医学院成立了“六·二六公社”,根据1967年11月3日制订的“山东医学院六·二六公社方案(草案)”称:“她是一个教学与医疗、医疗与预防、防治与科研、医与护、中医与西医相结合的统一体的新型医疗卫生教育体制”。1968年9月9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东医学院,占领上层建筑,领导学校的斗、批、改。12月1日,将全院师生员工除后方留守人员外,全部编成营、连、排,下楼出院,徒步到兖州、邹县农村办学,当时把在校的三个年级编成三个营,教师、干部、工人、医护人员分编到各营,并设立了直属连,即“六·二六教育革命探索队”。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五七干校”。经半年余,实在难于维持,于1969年7月返回济南校园。
在1966~1970年的5年间,学校停止了招生,1967年分配了1961级毕业生,1968年分配了1962级毕业生,1970年分配了1963、1964、1965三个年级的学生,至此,山东医学院没有在校生。
两校合并农村,恢复招生
1970年7月,在林彪“第一号命令”和北京市高等学校外迁的影响下,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对全省高等学校进行撤并搬迁,当时的原则是贯彻“五七”指示,“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工农”,“实行开门办学”,“从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适当调整合并,缩小规模,分散到厂矿或农村办学”。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决定山东中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医学院,并搬迁到泰安地区新泰县楼德镇办学,校址设在原泰安农校。两校仓促合并后于9月28日至10月17日分三批先后到达楼德镇,在济南的山东医学院成立留守处,附属医院仍留在济南。当时山东医学院下设四个大队,一大队在枣庄市,二大队在曲阜县,三大队在新汶县,四大队与院本部在楼德镇。
1970年11月20日恢复招生,根据新的招生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废除了入学统考。1971年共招生1069名,3月10日前后分别在枣庄、曲阜、新汶、楼德四个大队报到。新生按军事编制,大队下设连、排、班。经过入学教育后,5月10日正式上课,除医疗专业外,还有中医专业连,药学专业连。3月27日山东省革委政治部将原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改名为“山东医学院附属中医院”。
农村办学不久,在教学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1972年3月1日,山东医学院向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核心组做了汇报,提出的主要问题有:招生数额过大,在农村分散,点多线长,摊子大,条件差,人力物力分散,基建跟不上,基础课脱离实验,临床课脱离医院,加以学员文化程度不齐,给教学带来困难,难以保证质量。同时提出了“收缩战线,保证重点,搞好教学科研工作,充分改造和利用济南现有教学基地,上下结合,互相补充,平战结合”的建议。
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核心小组原则批准了以下几个问题:在坚持立足农村,开门办学的前提下,克服暂时困难,同意收缩战线,相对集中,基础课恢复教研组;上下结合、城乡结合,济南原有的教学基地可以改造利用;成立药学系、中医系、定点在济南,基本建设重点放在楼德。根据这些意见,山东医学院调整压缩了1972年的招生数量,实际招生400人,全部集中在楼德。1972年11月3日,撤销4个大队,恢复教学建制,设药学系、中医系、基础部、临床部和进修部。
1973年下学期,在教学困难重重,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山东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把主要力量撤回济南,中医系、药学系迁回济南上课。
1974年学校迁回济南后,本应稳定教学秩序,狠抓教学质量,但又随之而来了“批林批孔”运动,加之在教育战线又出现了“朝农经验”(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在农村分散办学的经验)和“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对初步整顿的教学秩序进行了冲击,“反回潮”、“反潮流”的错误思想泛滥,各地纷纷树立“双潮流”的典型,《大众日报》对山东医学院1975届学生孙玉兰申请毕业后不拿工资回家当赤脚医生予以典型报导。
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山东医学院在1975年招收“社来社去”100人,即泰安地区50名,德州地区50名,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在开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充分肯定了“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制度。实验较多的医学基础课在校内上,实践性较强的医学专业课到农村基层上,结合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教学,组织学生回所在社队或农村卫生、合作医疗工作开展好的县、公社、大队进行实践。临床实习课在济南教学医院进行。如1976年9月医学专业曾安排在长清县医院、齐河县医院、历城县市立三院和莘县董杜庄大队四个教学点;药学专业安排在泰安、历城县、淄博等地进行教学。但到这些学生毕业时,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对他们进行了毕业分配。
1975年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分开。山东中医学院回原校址。在校的中医专业七三、七四、七五年级共350名工农兵学员到中医学院学习,同时山东医学院撤销中医学专业。
在困难条件下办学
“文化大革命”中山东医学院干部、教师被批斗,教学科研倍遭破坏,但在困难条件下,广大干部、教师、工人冒风险、顶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
1970年10月山东中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仓促合并搬迁到新泰县楼德镇后,尽管条件很差,不具备办学条件,但广大教职员工亲自动手修缮房屋,填坑修路,校社挂钩参加劳动,进行紧张的劳动建校。
为了保证培养的学生尽可能的多学一点知识,教师们不顾所谓“穿新鞋走老路”的压力,给学生补习文化课和基础知识,并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学员尽可能多掌握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重点抓了教材建设,如在1972年编写了物理、化学、数学文化补习教材,据1973年3月份基础部的统计,当时编写教材19种,修订教材16种。
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从1971年到1976年共招收了6届学生,这些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经过以后在工作实践中的锻炼提高,有不少同学取得了好成绩。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存在一系列困难,正如1972年5月4日学校在给卫生部军管会的“科研工作简要汇报”中反映的,在思想上有三怕(怕说搞科研是业务挂帅,怕认为是追求名利,怕摆弄贵重仪器说是不革命),在工作上经费得不到解决,科技情报闭塞。虽然情况如此,但在广大教师的努力下,还是开展了一些研究,如1974年共有55个课题,其中国家和省订项目30项,自选课题2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