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汇泉教授(左)在指导研究生

邓恩铭

1986年初,张汇泉87岁,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两年,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一天他对服侍他的儿子张公平说:“我快不行了,有一件事压在我心底很久很久了,是讲的时候了,再不讲这件事可能就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您讲吧,什么事?”“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有段很深的交往。”听到此话,张公平吃惊异常,愕然地盯着父亲看了半天。“您怎么能认识邓恩铭呢?您和他怎么认识的?”张公平问。张汇泉这才讲述了他与邓恩铭在齐鲁大学这段尘封往事。近日,原山东医科大学外语教研室主任张公平教授向笔者口述了他父亲张汇泉的这段难忘的往事。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张汇泉写推荐信

张汇泉,1899年出生在河北省文安县一个农村家庭,1913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了在北平教书的叔叔家。在叔叔的资助下,他到北平的一所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读书,1918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进入燕京大学预科班学习。

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当时的大学校长正是燕京大学的创立者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和中国孩子一起长大、上学,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1919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张汇泉和燕大的学生一起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他们到米市街去游行、示威、喊口号。

在这场动荡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张汇泉结束了燕京大学预科的学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想到了家乡父老穷困潦倒、生病无钱医治的情形,决心学医,学成后回到家乡医治乡亲。一天下午,他主动来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思考了一下,说:“你的想法很好,但北平没有医学院,只有一所协和医院,不过我可以写一封推荐信,介绍你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去,学费由我们负责。”然后,他就把写好的推荐信交到了张汇泉的手上,并说:“你去济南找齐鲁大学的校长吧。”就这样,张汇泉拿着司徒雷登的介绍信来到了齐鲁大学医学院。

张汇泉在齐鲁大学参加学生运动

1919年7月,张汇泉带着司徒雷登写的介绍信来到了济南,成为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齐鲁大学医学院是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所创办的私立齐鲁大学所属的一个学院,于1911年4月17日正式建院,其历史可上溯到1865年,美国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传教,其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开设文会馆。

当时齐鲁大学的校长是巴慕德,医学院院长是施尔德,医学院的学制是七年。张汇泉入学后不久,受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反帝爱国斗争很快席卷山东大地,因为有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张汇泉义无反顾地成为了齐鲁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

张汇泉与邓恩铭在齐鲁大学

有天早上,他正准备带领7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齐大校长巴慕德在校门口进行阻拦,他对游行的学生说:“学生的责任是学习,学生不读书而去游行不对,我要把学校大门关起来……”张汇泉理直气壮地说:“你关不关校门,我们都要去游行抗议,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游行,这是我们的权利。”他带领学生不顾校长的阻拦,毅然走出了校门,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宣传爱国思想。这次学生运动激起了巴慕德的极大愤怒,一周后,巴慕德就颁布了校方的布告,布告上写道:凡参加游行的学生,由于耽误了学业,均延后毕业半年云云。张汇泉本来是1925年夏毕业,但由于组织学生爱国运动,直到1926年初才毕业。

张汇泉与邓恩铭是怎样结识的呢?

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1901年生,贵州省荔波县人,水族。1918年,依靠在山东的叔叔黄泽沛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与王尽美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就在1919年夏天,当邓恩铭得知张汇泉组织齐大学生运动后,他主动到齐鲁大学寻找张汇泉。一天下午课后,邓恩铭找到了张汇泉的宿舍。据张公平回忆:“我父亲当时就住在四号院北面二楼最西边的一间房子,当时邓恩铭与父亲谈了什么,我父亲也不记得了,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很谈得来,很投机。”从这以后,邓恩铭经常下午到学生宿舍或在晚饭后去齐大操场看张汇泉踢球。

为什么邓恩铭到操场找张汇泉呢?因为张汇泉非常喜欢运动,特别擅长足球和跳高,课余饭后,他经常拿双钉子鞋,到操场去锻炼。1928年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运动会,获得了跳高冠军,成绩为1.76米。

两个学生领袖都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又都是外乡人,他俩的性格、思想、爱好都相似相融,惺惺相惜。论年龄呢,邓恩铭比张汇泉小两岁,所以邓恩铭把张汇泉当做兄长,无话不说,交流甚广。张汇泉和邓恩铭就这样成了最好的朋友。1921年7月15日,邓恩铭到齐鲁大学与张汇泉话别。“我要去上海办点事。”“你自己去吗,什么时候回来?”“办完事就回,下午三点钟的火车。”

“那好,我去送你。”“人生交一知己,足矣!多保重!”

吃过午饭,张汇泉把邓恩铭送到济南火车站,上车前邓恩铭有些不舍地对张汇泉说:“你知道马克思吗?”张汇泉有些惊讶,回答道:“我不知道,似乎是俄国人吧?”火车汽笛长鸣了一声,邓恩铭与张汇泉握手告别,上车的一刹那,邓恩铭拍了拍张汇泉的肩头,说出了他心存已久的一句话:好好学习,有为的青年要为国家、为工农大众效力啊!后会有期……张汇泉向他挥了挥手,凝望着他的背影,看了看济南火车站德国哥德式建筑钟楼,时针指向三点,就这样送走了一位生活中的挚友。

回来的路上张汇泉思索着,这一别还能再见面吗?历史真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一别他就再也没见过邓恩铭。随着岁月的流逝,邓恩铭这个名字渐渐地在他记忆中淡忘了。

1981年,张汇泉应邀去上海参加医学学术会议,会后,参会人员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纪念馆坐落于上海法租界,据张汇泉回忆,那是一片旧上海的老房子,进了老房子的门,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的旧址,虽然很狭窄,但气氛却很凝重；里面大多是些图片文字资料,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也有一些实物资料,上面布满了历史的沧桑和厚重,让人对前辈们的前仆后继和英勇牺牲的精神肃然起敬；会场悬挂着13位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照片,突然他眼前一亮,看到了邓恩铭的挂像,这不是邓恩铭吗?他差点喊出声来,随即用手揉了揉眼睛,真是邓恩铭。他当时既激动,又兴奋,眼里含着泪花,驻足在邓恩铭的挂像前,看了又看,久久不肯离去……

与邓恩铭在齐鲁大学交往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断在张汇泉脑海中浮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1921年7月15日,邓恩铭去上海是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呀!可惜那次送别竟成了永别。

1926年,张汇泉顺利地完成了本科七年的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齐鲁大学医学院南迁四川成都,借华西大学校舍继续上课,当年担任医学院代院长,后因提议组织一支医疗队到川西为群众医治,遭到洋人教师反对,愤怒之下他毅然辞职,并离开了齐鲁大学。1949年,齐鲁大学复课后,由于工作需要,张汇泉教授再次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