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宏，男，1929年生，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齐鲁医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47年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工作至今。张茂宏教授曾任山东医科大学（现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研究生部主任、血液学研究室主任，附属医院（现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齐鲁医院）内科、肿瘤中心和血液科主任，山东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并担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常委和贫血学组组长等多项职务，是首批“山东省科技拔尖人才”之一，并享受政府津贴。

张茂宏教授从开始接触医学至今已72年，是山东省大内科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内最早开展对血细胞的荧光改变、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血细胞的三维图像与表面微结构以及核素影像等研究的学者，还是国内最早结合分子遗传学等对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难治性血液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措施进行研究的人之一。他蜚声中国血液学界，获得过部／委级一、二、三等成果奖共计15项，主编及参编专著1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现仍在临床一线发挥余热。2017年6月又被山东省医师协会授予了“医师楷模”的荣誉称号。

寒窗苦读 立志学医

问：张老师，请问您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答：我的故乡是江苏省宿迁市。6岁时上小学，当时教室十分简陋，既无电灯也无火炉，但这些都不影响我对学习的热爱，从小学开始我就时时争第一，或许这与家庭贫困反而激人好强有关。1940年，我顺利考入宿迁县立初级中学，那时宿迁城已经沦陷，接受的是日本人奴化教育，但大家内心都是抵制学日语的。初中三年，我患过两次重病，好在学习成绩还是很优异的。1943年，父亲和哥哥们支持我继续考高中，没辜负他们的希望，我考入了徐州最好的高中。这三年里，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埋头读书考大学。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学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幸最终考入了齐鲁大学医学院，这是值得庆幸的。

问：您为什么决定学医呢？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常常对我的子女、学生和记者们讲，我总结了几个因素。第一，家贫多病是我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情况，疾病不仅让我肢体痛苦，而且心理上也难以忍受，所以我觉得健康就是幸福，健康就能做百事。我日夜企盼着医生能尽快治好我的病，盼医生就是盼生命、盼健康啊！第二，小时候重病，西医用磺胺药使我康复，再加上儿时受到房东钱老中医治病救人的影响，也看到了城内两位西医医生受人尊重和爱戴的场景，便使我萌生了学医的想法。第三，高中毕业考大学，我想报考两门专业：一是学医，二是学工，这都是铁饭碗、不求人、受人尊重的职业。家人都同意了我的看法。最后，受中学同学和老乡韩德坦的影响，学工考了上海交大，因英语太差，草榜有名，正榜落地；学医考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幸被录取，从而走上了从医之路。

穿越封锁线读大学

问：当时您对齐鲁大学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答：1946年日本投降后，齐鲁大学从成都回迁，我们入学时学校已经整修一新。当时的校园真的太大太美了！学校占地近千亩，像一座大花园，周围无墙，道路横平竖直。每条路旁都长着参天大树，因此便以树名为路名，如杏林路、长柏路、柳荫路等。路边还有成片的花卉，如迎春花、玫瑰花、梅花、桂花和从国外引进的奇花异草等。在这个大花园内矗立着中西合璧的化学楼、物理楼、神学楼、图书馆，东西相对，南北是办公楼和康穆堂。造型独特的建筑还有天文台和供水塔。偌大而又美的校园里只有400名学生，所以显得非常幽静。

问：张老师，您在学医期间，什么事让您印象最深刻？

答：1948年济南被解放军包围，成为孤岛，学校为了师生的安全，决定搬走，我们医预科随着文理学院迁往杭州，家境富裕的都选择乘飞机。我和两位同学无力交纳昂贵的路费，为了不影响学业，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由济南穿过封锁线至解放区，一路半走半坐马车至济宁， 然后乘船穿过微山湖至滕县下船，又穿过第二道封锁线到达国民党地区，离开济南16天后我们三人终于到了杭州，见到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记得穿越封锁线时真的很害怕，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我们大气都不敢喘，太熬人了！

问：大学毕业后，您被分配到齐鲁医院，刚走上工作岗位，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答：1954年毕业，分配到医院，那时候还叫“省立第二医院”。在住院医师期间，急症室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医生最愿意值班的地方。这里不仅是展现医德医风的地方，而且也是考验自己医技的场所，所以是锻炼年轻医生德、才、智的最好的地方。我最愿意参加的是疑难杂病例讨论会。在会上专心聆听老师们根据病例资料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真感觉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样，不仅让我们深受启发，而且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该病例诊疗上的不足之处，无形中提高了我们诊疗疑难患者的水平。

 1959年，在内科门诊看病人

问：20世纪50年代医院内科是什么样的呢？

答：那时候，内科仅有1位教授（兼主任）和1位副教授、3位主治医师、1位住院总医师，其余是第三、第二和第一年的住院医师6人，全科共11人，分担着内科三个病房和门诊的工作。大家在一起时非常和谐，将主治医师均视为老师，将高一年的住院医师均视为师兄和师姐，对他们非常尊重和服从，几乎没有矛盾和“踢脚后跟”的现象。在医疗工作中，大家同心同德诊治患者。省卫生厅领导来检查工作时曾说：“你们逐级服从如此严格，真是和部队一样。”实际上，这是齐鲁医院的传统，而且都是自愿形成的。

问：您是如何做到“以病房为家”的呢？

答：在我实习的时候，高学勤老师曾告诉我们，他在贵阳工作时，以为住院医师在自由时间去理发，突然通知他回院参加抢救，他在头发剪了一半的情况下立即赶到急症室帮助救治患者。我们的上级医师都是如此，以病房为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严格的早晚查房，24小时负责制的传统，深入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心理变化，一定要结合病情读书等，是我一直坚持的。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了。同时，以病房为家还需要与患者及其亲属密切接触和交流，医者应具有“仁心”，再用自己的“仁术”为患者服务。医德医风缺一不可。

2002年，按传统查房

2002年，按常规结合罕见病例和最新文献讲解与讨论

学无止境 潜心钻研

问：张老师，您是如何一步步做科研工作的，有什么积累的经验给后辈分享吗？

答：1956年，我去济宁的山东省丝虫病防治所帮忙工作1年，我才对科研产生了兴趣，这也为我奠定了搞科研工作的基础。临行前，我从学校图书馆选择了40多本相关的国外杂志，装了满满一大箱，这样就可以边学边干。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至今在有关专著上仍被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可以说，1977-2000年这23年是我的“多产期”，我在血液学的医教研临床工作中

谈到经验，我先举个小例子。1964年，我当时负责高干病房的诊疗工作，一个老革命为过敏性体质，因发热在家服了一片金霉素，结果发生了过敏反应，出现了哮喘、皮疹等症状，于是急忙来医院，检查时发现其血细胞中嗜酸性粒细胞超过50×109L。除常规治疗外，我受此启发想写一篇类白血病反应的论文，于是检查了近3年的住院患者进行研究。最终发表的论文不仅在当年的全国血液学会议上宣读，还被登载于1965年的《输血及血液学附刊》上。我其实想说，做好科研和写论文需要把握住“机遇”，就是多用心、多思考、潜心钻研，不要错过那些想不到而得到的机会。

在血研室做研究

主编及参编书籍汇总

问：从医70多年，您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怎样才能跟上医学的发展、疾病的变异、诊疗技术的进步呢？

答：做一个不掉队的称职医生，需要活到老，学到老。至于怎样学，我的主要经验是：在一生中不断地向三位老师学习。第一位是“启蒙老师”，指的是教过我、带过我的老师，包括我的师兄和师姐等。老师们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态度和蔼可亲，管病房时以病房为家，当时杨锡范老师是年轻人的榜样。这种医德医风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大家都知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们除直接传授对疾病的诊疗知识和技能外，还教我如何自学，以便更快地积累临床经验。第二位是“病人老师”。我还记得三年级学习人体解剖学时，赵常林老师告诉我们，他以后不再讲课，老师就是尸体，按着解剖学逐步解剖即可，我们全班同学就是这样在死者身上学习了一年。工作后，向病人老师学习主要是门诊和住院病人，急诊室是很重要的地方。把濒危的病人救治过来，同时也积累了经验。医生向病人学习，还要汲取教训。对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的讨论，大家要畅所欲言，找诊疗不足之处，汲取失误的教训。总之要做到“胆大、心细、果断”，如果胆大而不心细就会漏诊或误诊，心细、胆小而不果断会耽误病情。第三位是“书刊老师”，也是我的更新型老师。现在医学进展很快，诊断技术、新药研发也是日新月异，疾病谱也不断变化。青年医生除每年参加各种继续教育学习班外一定要多看新出版的书刊，还要多讲、多写和多想。最后，我以“学无止境，做一个永不掉队的卫生兵”作为警句，愿与青年医生共勉。

1982年，在学术会议中讲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晚年尽力发余热

问：张老师，您都已经鲐背之年，还依旧在一线发挥余热，什么原因让您一直坚持的呢？

答：实际上，是否愿意发挥“余热”，关键要看每个人的意愿。就我来说，看患者、讲解疑难已成为习惯，看文献也是我喜欢的学习方式，我也没有打牌、唱歌跳舞、听音乐的兴趣，因此愿意在我的专业中发挥“余热”。我于2005年12月正式退休，当时已年满76岁，之后由于返聘及科内留聘而上班至今。我现在的临床工作很简单，就是周二查房和周四的疑难病例讨论，平时各组病房如有疑难问题我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与大家互相商讨解决问题。我喜欢结合疑难和罕见病例，查阅最新文献制成幻灯片进一步讲解。此外，新药评审也是我的一项工作。齐鲁医院在每周三的下午常开会讨论，审阅项目费时较长，因此在发挥“余热”的过程中这项工作是较费时间的，虽然劳累但我责无旁贷。

2017年，张茂宏教授获评全省医师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