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勤如同一块古化石，埋藏在历史的夹层中，一经发掘，血肉尚存，肝胆尚在，弹之依然有铮铮地骨响。
1965年，在递交的一份“思想汇报”中，高学勤说，“关于自己的优点，实在想不起来，要是非说不可的话，只好说，搞好了份内应该干的事，想多干点事，老老实实地干点事，没出医疗事故，对群众解释医疗问题耐心，想尽一切办法教好技术接班人……”
几十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曾为蒋介石、杨虎城、冯玉祥治病
高学勤，(1903—1978)，安徽省蚌埠市人，国内著名的血液病、传染病医学专家；1931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京中医院、南京市立医院、南京传染病医院任住院医师，1937年南京沦陷后，高学勤先生辗转至贵州，任贵州医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1943年，应邀赴“陪都”重庆，任国民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兼湘雅医院教授，月薪200大洋。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学勤先生远渡重洋，赴美国费城吉福生医学院、波士顿麻省医学院深造，1947年回国，被南京大学医学院聘为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1950年秋天，高学勤先生再应母校之邀，到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山东省立第二医院内科主任。
档案的记载约约绰绰，但依然可以看出，解放前，高学勤是中国医学界传奇人物。在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界颇流行“南有湘雅，北有齐鲁”之说，高学勤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年及而立，以教授身份执教湘雅，又在不惑之年，回齐鲁大学再执内科教研室及省立第二医院内科，且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中西合璧，在中国医学界凤毛麟角，风骚独领。
高学勤先生在重庆中央医院任内科主任的那些日子，因为名气太大，求医问诊者三教九流，其中不乏达官显贵，风云人物，国民党总统蒋介石就曾亲笔手书，请高学勤为其治病，在那个时代里，蒋介石的手书如同“圣旨”，高学勤何敢怠慢？此事一经披露，重庆上下皆称高学勤“御医”，高学勤淡然一笑，在他看来，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医生治病，都是职守，职责所系，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历史事实是，高学勤不仅治过蒋介石的病，治过戴笠的病，还为以反对蒋介石而著称于世的冯玉祥将军治过病；为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杨虎城将军治过病；为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为民盟创始人之一、先为共产党的朋友，而后沦落为“大右派”的罗隆基治过病，也为当时联大驻华大使潘友新治过病……
奔走穷山恶水，“活人数千”
解放前的高学勤并非仅为风云人物看病。据档案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为抗击、粉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高学勤先后三次深入疫区参加霍乱菌的防治，“活人数千”！
历史上，贵州，湖南一带多疫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借捕蛇者之说，描绘疫情的凶险：得触草木尽死的毒蛇为药饵，可以已大风、挛腕、瘘疠。——大风者，麻疯病；挛腕者，手足蜷曲，不能伸展之病；瘘为脖子粗胀；疠为恶疮。如此恶险之地，闻者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而高学勤在贵州教授的5年间，每年都带领弟子们深入疫地、疫情，开展传染病、流行病普查和防治，若非心系民间疾苦，他何致冒如此大险？
解放前、后，四川省血吸虫病肆虐成灾，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不问百姓死活，高学勤凭着医生的一颗良心，奔走呼号于穷山恶水，能救一命救一命，能救一家救一家，血吸虫病多发生在穷苦人家，衣食尚不能自保，哪里掏得出钱买药？高学勤发明“老醋泡铁钉”的验方，代替铁剂治疗。一代医学大师如同乡间郎中一样，悬壶济世，一个验方救活多少身家性命！被一方百姓尊为“救命菩萨”，这验方至今还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沿袭使用。
解放初期，国家实行“供给制”，高学勤月薪为1200斤小米，据高学勤当年的弟子说，他们的老师“不为一己食禄之多寡，一心扑在新中国的医学事业上。”乾坤初定，思贤若渴，高学勤因医术高超，获得无数桂冠和荣誉：济南市医学学会理事、山东省丝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药卫生学会常务理事等，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任济南市九三学社筹委会副主任，第二、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人大特邀代表等。因为工作积极，成绩突出，1955年、1956年连续被评为齐鲁医院、山东省卫生厅、济南市、山东省卫生战线的先进工作者……
历史拐点，遭遇变故
1957年8月6日，人民日报以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了“打退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幕。一切都好像发生在一夜之间，高学勤的内科教研室主任、内科主任、副主任委员、常务理事、特邀代表等职务称号，统统被撤消，大大小小的“荣誉”宣布作废，二级教授贬至三级教授，工薪骤减……
1961年，虽然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仍然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之后又是十年浩劫，批判，斗争，打扫厕所……从1957年被打入“另册”，到1978年生命结束，在漫长的20多年里，高学勤不能听诊，不能开处方，也不能开坛授课。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的一位病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见高学勤正弯腰驼背地冲洗厕所，那位病人仰天一声长叹：“是我命该当绝啊!”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1957年的9月25日，当时的省立第二医院评选办公室还为高学勤申报了先进工作者：
高学勤同志的先进事迹：
（一）科室主任领导方法：能发扬民主，对科内各项工作能普遍征求意见，作出决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例如搞好内科工作，对各级大夫的工作安排，各级大夫之进修，都能提出讨论，并圆满解决，如讨论4名代理主治大夫的工作问题，全科大夫的进修问题，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二）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细致，深入。
①每周4个上午参加查病房，对各病房的重点病号能掌握病情，全面了解内科病房，协助解决问题，比如对某些病情的诊断、检查技术及治疗方案等。据了解，各地医院主任（每周）至多查1-2次，很少有这样深入的。
②在节日，如元旦、国庆节，抽出时间亲自到病房、急诊室，问有无疑难问题，及时指导处理。
③因公出差，开人代会、参观等，从外地回济南后，首先到科室了解情况，到病房了解有无困难，而且，次日即上班，从不告假休息，常常出发回来后，先到病房查看，然后再回家。
（三）在教学及培养大夫、进修大夫方面：
①主动提出给全科大夫讲解“原子医学”，提高大家对原子科学水平之认识。
②③④（略）
（四）协助兄弟医院亲自会诊：
如省立第一医院，铁路医院，军区医院，青岛、北京血丝防治研究所等地，不断地去会诊，全年不下40-50次。
（五）科学研究方面
①著作：（略）
②科研：
A建议铁道部，火车行经丝虫病流行区时，要注意灭蚊，以防止在火车上传染旅客，并将丝虫病带往非流行区。已为铁道部采纳，对预防丝虫病传播有一定的贡献。
B担任本省丝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两次亲赴济宁丝虫病研究所指导工作。
第一次在1956年2月中旬，当时该所在治疗工作上无人负责，即派科内大夫前往协助治疗。还亲自到乡间了解丝虫病流行情况和农民健康状况，而后决定慎重使用卡巴松、海群生试行治疗。经过缜密观察，证明了卡巴松的毒性是存在的，尤其对身体较弱的病人更易表现。因此证明其意见是正确的，指导是及时的，阻止了最初有关方面急于推行卡巴松（治疗）的决定，使患者免于药物中毒的危险。
第二次是在1956年9月初，在济宁应用卡巴松试行治疗300余名丝虫病患者时，发现有肝肿大、发烧等情形，当时不能肯定是否由药物中毒所致，（济宁市）决定电话请示卫生厅，请高主任去济宁帮助解决，但卫生厅答复：高主任很忙，不能赴济宁。时值炎夏，高主任得知消息后，次日即赴济宁，丝防所的人很惊异。下午，高主任即在济宁逐家诊视病人，证明确为卡巴松中毒性肝炎，并指示处理办法。中毒者基本痊愈，这就进一步证明卡巴松治疗并不安全。我省丝虫病患者估计有200万人需要治疗，最初有人主张用卡巴松推广治疗，但结果经高主任一再观察证明，（卡巴松）毒性不小，重的中毒者约5%左右，及时制止了在丝虫病防治方面的冒进行动，避免了很多人中毒的危险……
历史的话外音
张茂宏教授是高学勤先生的弟子之一。当年，就是高学勤派他去济宁市丝虫病防治所“协助治疗”的。一去就是年余，奔走于穷乡僻壤，千家万户，吃够了苦，也丰富了学识。
讲述恩师往事，老人眼睛里始终含着泪水。
“高先生在世的时候，许多病人因为他活着而存活下来。高先生去世了，肯定有病人因为先生之死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张茂宏说，高学勤学术造诣博大精深，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担任博士生导师。在齐鲁医院的发展史上，高学勤也功不可没。来齐鲁医院后，开拓性地建立起心电图室，又第一个开展胃镜检查，这是齐鲁医院在消化系统领域的一大进步。先生的到来，形成了齐鲁医院的心血管、呼吸、血液、消化“四大专业”，并使之处于山东省领先地位。
对下级和学生很宽厚、慈爱，也极严厉。医生、护士想揩高学勤的“油”了，就会故意在先生面前喊天气太热了，口渴了。高学勤就会跑到大街上买回冰糕、西瓜之类，慰劳下属们。高学勤说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工作中经常用英语和年轻的大夫们交流，以提高年轻人的英语水平。而一旦严厉起来，不怒自威。凡是高学勤查房的日子，值班医生无不精心准备病历和治疗方案，害怕经不住他的检查、询问，稍有疏漏，哪怕高学勤只是一个眼神，也能看得人无地自容。若是高学勤冲谁一点头，笑一笑，或者拍打谁的肩头一下，这个值班医生保准会自个儿偷偷乐上三天。
“大医院”并非医院的大楼之大，而是医院的大师之大。别人看不透的病，他能看得透彻，别人治不了的病，他能治个准到。高学勤就是这样的大师。张茂宏教授讲述了恩师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在1954年春天，居住在齐鲁医院近旁的一位老太太，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昏厥，送进齐鲁医院，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病因不明，征得死者家属同意，决定解剖尸体，求证病因，由著名教授孙绍谦主刀，正当孙教授走向手术台时，高教授满头大汗地赶来，告诉孙教授，解剖尸体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对个人的保护，千万不可创伤了自己的手指。高学勤已经对死者的家属、邻居做了走访调查，死者生前正在纺羊毛，没有任何发病征兆，突然胸闷、呼吸急促，昏倒在地。综合种种现象分析，高学勤怀疑“炭疽病菌” 致死。炭疽病菌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曾经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使用的主要细菌武器，大都靠牛羊等牲畜携带、传染和蔓延，感染者十人九死！不能不百倍警觉和戒备。高学勤不愧为一流的传染病专家，尸体一经解剖，千真万确是高学勤所担心的炭疽病。一个病例的发现和确诊，立即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济南地区的全民行动，打响了一场防治炭疽病菌传播的人民战争。高学勤为济南市民的生命健康立了一大功劳！
高学勤的功德之举决非仅此而已。
早在1951年7月间，高学勤以山东省人民政府麻风病普查、防治工作组第四组组长的身份，率队赴海阳县开展工作。麻风病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患者常遭受歧视。高学勤和他的队员们在数月时间里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在曹村，确诊了400多名患者，在邢庄休养所，为144名休养员做了查体诊断，在生产村治疗了320多名传染病患者，在湖八村等处大约治疗了500多名病人。牟家村贫协主任的妻子患心包炎，在那个时期这种病是不容易彻底治愈的疾病，而高学勤却能帮助病人制定延长生命的措施，让病人感动不已。在此期间，高学勤还指导海阳县医院改进治疗、护理措施，治疗效果反而更显著了，也为病人节约了药费开支，而海阳县医院治愈出院病人也由每月60多人增加到百人之上……
这便是一位医学大师之“大”了。
至于高学勤教授一生教授出多少有成就的弟子，张茂宏教授一时难以数清，只说了一些齐鲁医院的学兄学弟：譬如我国著名的放射医学专家华伯埙、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王永惕、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高德恩……
1978年，高学勤先生病死于结肠癌。去世之前，一位医学大师未必不能对自己的疾病有所觉察和了解，但不知什么原因，高学勤一直守口如瓶，从不诊断，从不治疗，直到大量便血，才被弟子们抬进病房，那个时候，已无力回天……
高学勤生前终于没有等到对自己的“平反通知书”。故记录如下：
……综上所述，高学勤教授在历史上和鸣放期间，有些错误言论，但是属于认识问题，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属于错划右派分子，根据中央（1978）35号文件精神和（1957）“划右派分子标准”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对高学勤教授被错划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鉴于高学勤教授已经去世，故恢复原工资级别一项不再执行。
××××××核心领导小组
1979年2月3日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